胡适的康奈尔大学课程与成绩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保留的胡适档案里,有14篇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写的未刊英文课业论文,有的是打字稿,有的是手稿。此中包罗10篇文学论文:《狄更斯的〈双城记〉》、《〈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豪杰的悲剧》、《托马斯·格雷》、《亨斯洛日志》、《丁尼生的〈悼念集〉第54—57首》、《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吉娜薇》、《圣杯》、《西敏寺》(一译《威斯敏斯特教堂》)和《蒲柏诗歌研究》;2篇哲学论文:《约翰·密尔论公理:〈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2篇政治学论文:《美国国度与社会政治研究》、《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成长》及其“序言”。这些文章中,《托马斯·格雷》手稿上有教师批注,《西敏寺》手稿后有教师打的“88分”,《亨斯洛日志》、《亚历山大和坎帕斯比》、《蒲柏诗歌研究》、《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美国国度与社会政治研究》、《众议院议长政治权力的成长》等手稿上均有教师写的考语。这14篇文章胡适生前都没有颁发过,后来也未收进任何文集。

在《狄更斯的〈双城记〉》一文前,有几行胡适手书的英文记实,可间接翻译为:“几篇较长的文章:1.《狄更斯的〈双城记〉》;2.《墨翟》;3.《〈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豪杰的悲剧》;4.《亚当·斯密的税收准绳》;5.《约翰·密尔的生平》;6.《亚历山大·蒲柏》;7.《托马斯·格雷》。胡适,康奈尔大学,绮色佳,纽约,1912。”明显,《亚历山大·蒲柏》即《蒲柏诗歌研究》,而《狄更斯的〈双城记〉》、《〈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豪杰的悲剧》和《托马斯·格雷》标题问题与存稿分歧。他这里记录的,该当是他1912年之前所写的几篇较长的英文文章,而非专指1912年所作之文。例如,按照胡适《留学日志》记录,他读完《哈姆莱特》的日期是1911年4月15日,14日他作一文论“奥菲利亚”,15日和16日又作了一文论《哈姆莱特》,此文很可能就是这篇《〈哈姆雷特〉,一个没有豪杰的悲剧》;然而,要想确定此文能否为1911年所作,则仍需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留念馆的档案里均未保留《墨翟》和《亚当·斯密的税收准绳》二文。他后来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第6期上颁发的《一个战国期间的哲学家:墨翟的伦理和宗教观》,可能就是按照1912年前这篇《墨翟》改写的,而《亚当·斯密的税收准绳》一文恐已不存。关于《约翰·密尔的生平》,他也只留下了一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生平及其《论自在》——厄舍博士的章节”这个标题问题,未见注释内容,我们不克不及确定他能否写了这篇文章,但从他留下的手稿看,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至多还写了《约翰·密尔论公理:〈功利主义〉第五章研究》这篇长文。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珍藏的胡适手稿中,还有一篇《密尔顿短诗笔记》,档案标注时间为1914年8月,手稿首页记有一个年份,但笔迹较恍惚,依笔画走势,更像是1911年,台北胡适留念馆的“北京档”中就注为1911年8月,查胡适《留学日志》,1911年8月19日:“读密尔顿(Milton)之LAllegro。”20日:“读密尔顿之LAllegro及ⅡPenseroso,皆宏构也。”21日:“读密尔顿稍短之诗。”24日:“读密尔顿小诗。”[]手稿内容与日志相吻合,因而这篇笔记作于1911年8月当属无疑。但与上述14篇文章分歧的是,此手稿并非完整的论文,而是一篇读书笔记草稿,因此不克不及作为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课业论文来对待,我们下文将不作会商。

除上述未刊手稿和打字稿外,《胡适全集》收录的英文论著中,也有4篇是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课业论文,别离为《托马斯·胡德》、《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康德的国际伦理法例》和《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发》。此中,《托马斯·胡德》为文学论文,其余三篇为哲学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存有《托马斯·胡德》、《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和《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发》的打字稿,《托马斯·胡德》一文后有教师考语,《关于先验的论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阐发》首页说明写作时间为1915年5月26日。周质平先生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也收录了《康德的国际伦理法例》一文,说明“是胡适1915年在康奈尔大学时的学生习作”。参照胡适1915年3月14日给韦莲司的信和3月19日的日志,可知此文完成于1915年3月14日下战书。《胡适全集》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里收录的这篇文章都出缺页,台北“地方研究院”胡适留念馆存有此文的打字稿,档案备注“原稿缺第5页”。我后来找到了此文全稿,已登载在《胡适研究通信》2015年第4期上。这4篇文章中,《托马斯·胡德》和《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两文的写作时间不详。此外, 1914年11月到1915年7月,在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克雷登传授主编的《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杂志上,还有10篇胡适的哲学短论,也是他在康奈尔大学念研究生期间的课业论文,均未被任何文集收录。

从以上消息中,我们可以或许确知此中2篇关于康德的长文和10篇哲学短论的写作年份,而其余16篇英文手稿写于何时,则不得其详。因为邵建先生2007年出书的《瞧,这人——日志、手札、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中认为胡适未读过洛克,曾惹起江勇振先生的攻讦,我在2012年写的一篇《胡适与〈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中回应这个问题时,趁便考据了胡适《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的写作时间,认为此文应写于1914年下半年艾尔比传授的“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课上,手稿上的教师考语应为艾尔比传授所写。其时我曾试图系统地考据一下胡适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的这十几篇英文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周质平先生1998年出书的《胡适与韦莲司:情深五十年》一书附有一份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成就单;《康奈尔大学校刊》(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CornellUniversity)1910—1915各学年的“农学院通知布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和“暑期班通知布告”中都有较为细致的课程纲领,江勇振先生在2011年出书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也曾按照这些课程纲领对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选课环境做过择要引见;《胡可口述自传》和《留学日志》里也有一些对他在康奈尔大学选课环境的零散记实。这是我其时所能找到的全数材料。然而按照这几份材料,我们仍然难以考据出这些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由于这些材料所供给的消息仍不敷完整,且分歧材猜中的相关记录并不十分分歧。

胡适这些课业论文手稿,对于我们研究其文学思惟和哲学思惟的构成过程具有主要意义,我们要研究他的思惟是如何构成的,他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所接管的文学和哲学教育对他后来的思惟发生过如何的影响,就需要从他的《留学日志》、读书笔记和晚期论文中去寻找线索,当然,弄清这些手稿的写作时间,就成了无法绕过的一环。其次,囿于其时的编纂前提,收录的作品并不全面,仅未收的英文论著就多达两百余篇,且纪年亦未经严酷考据。待前提成熟时重编一套科学、完美的《胡适全集》,已成为学界共识。因而,订正这些文章的写于何时,对于未来重编《胡适全集》时进行作品纪年,也具有主要意义。但上述几种材料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明白,特别是分歧材猜中的部门记录消息缺失或互有矛盾时,我们就很难从中理出头绪。例如,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中,胡适1910—1911学年选修的“英文1”和“德文1、2”两科,《康奈尔大学校刊》第一卷第2期“纽约州农学院冬季课程通知布告1910—11”和第二卷第4期“纽约州农学院通知布告1910—11”中均无记录;该成就单1912—1913学年第一学期的“心理学1”,即胡适《留学日志》1912年10月1日所记的提区纳传授的心理学课,也未出此刻《康奈尔大学校刊》第三卷第12期“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胡可口述自传》里记录他1912—1913年选修过政治系传授山姆·奥兹的美国当局和政党专题课,他在1912年9月30日《留学日志》里也有响应记录,但我们在这一年的《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中却找不到相关记实。所以我们无法确定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中科目名称和课程编号可否与《康奈尔大学校刊》各卷中的课程纲领逐个对应,而贫乏这环节的一环,就不克不及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仅凭上述几种材料,难以作为考据这一问题的充实根据。

我的《胡适与〈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一文在2014年第11期《社会科学论坛》颁发后,又惹起了张书克博士的质疑,张书克博士在2015年第4期《胡适研究通信》上撰文认为,《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是1915年下半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的“社会政治哲学”课上所写的功课,手稿上的教师考语应为杜威所写。[]张书克博士是按照北京大学胡适藏书中《当局论两篇》英文版的采办时间,来判断《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的写作时间的,但他明显没有见过胡适这篇文章的英文手稿,手稿上的教师考语并非杜威的笔迹,因而不成能是杜威所写,该文当然也就不会是在杜威课上的功课。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所读之书,有的是从藏书楼借阅的,有的是间接买来阅读的,也有的是先从藏书楼借阅,后来又采办保留的,因而,仅凭胡适的购书时间,并不足以作为证明他写作《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时间的充实证据。何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里,也是把这篇文章编在康奈尔大学档案目次下的,并非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目次之下。由此,我更感觉有需要对胡适这些英文手稿的写作时间做个系统考据,不然,即便我们可以或许确定《洛克的〈当局论两篇〉研究》一文写于何时,而不克不及证明其他各篇的写作时间,也仍会发生此类聚讼不休的问题。

为此,我乞助于康奈尔大学东亚藏书楼馆长郑力人传授的助手卡罗尔·阿特金森密斯(Carole E. Atkinson),但愿她能帮我查证相关消息。阿特金森密斯给我传来了一份康奈尔大学2014年最新发布的胡适的“成就单”(transcript),这是胡适结业一百周年时,康奈尔大学官方发布的“成就单”,虽然它的部门记录与其他材料存有收支,但它却能够协助我们确定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纲领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这份“成就单”与其说是成就单,不如说是胡适的选修课表,由于它虽然记实了各学年的选修科目、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及任课传授,却并没有发布各科成就。该“成就单”上还有一处较着的错误,它误把胡适1911—1912学年的选修课程记成了“1913—1913”年的,而把1912—1913学年的课程记成了“1911—1912”学年的。这个错误之所以显而易见,是由于胡适从1910年9月到康奈尔大学留学,直到1911岁尾,有三个学期在农学院读书,除英文和德文两科外,他次要选修的都是农学课程,而1912年春学期他就转到了文理学院,次要选修的则是文学和哲学课程,我们只需把该“成就单”里的选修课程跟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对照一下,就能发觉这个差错。这个错误该当是工作人员录入时的失误导致的,原始成就单中先摆布后上下陈列的4个学年,被当成先上下后摆布的陈列次序录入了。虽然康奈尔大学发布的这份“成就单”所载消息仍需进一步考辨,但无论若何,它能够与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和《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纲领中的相关记录彼此参证,使我们可以或许充实领会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的选课环境,也使我们进一步考据胡适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成为可能。

上述几种材猜中记录的消息各有特点,也各有诸多需要考辨之处。第一,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为康奈尔大学的原始档案影印件,其实在性不容思疑,但因为它没有记录课程名称,我们无法判断此中各科目与《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纲领中的课程名称及课程简介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二,胡适《留学日志》中的相关记录都是上课当天所记,内容完全可托,但消息量太少,可以或许供给的数据十分无限。第三,《康奈尔大学校刊》中各学年的课程纲领,对各科目课程名称、任课教师、课时(学分)以及课程内容都做了简明的引见,但此中的部门消息与胡适《留学日志》里的记录不分歧,因此也就无法与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完全对应。第四,康奈尔大学2014年最新发布的胡适“成就单”是时隔多年当前拾掇发布的,虽然比力直观地列出了科目名称、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等消息,但此中有多科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不只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记录不相符,与胡适《留学日志》中的记录也不克不及吻合。第五,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曾对相关问题做过一些考据,但江先生对部门材料的引述与原始材料本身也存有必然的收支,因此也不克不及不加辨析地予以采信。虽然上述材料都具有着如许或那样的不足,但颠末细心比力这些材料,我们仍可考据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选课环境的完整消息。

为便利起见,我们先来比力一下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与康奈尔大学最新发布的这份“成就单”。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原始表格是由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印制的,左侧为印刷体的公共选修课、通识课程和农学专业课的科目名称,右侧手写的则是胡适各学期所选的科目、学分和成就。他1912年春学期转入文理学院后,分数也记实在这张成就单上。据《胡可口述自传》记录,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划定,“每个学生必需完成至多一个学科法式才成结业”,一个“学科法式”为20学分,到他结业时,“已完成了三个法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此中至多有两个“学科法式”在1913年春学期已修完,因此他得以提前进入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1913年秋学期至1915年他读的次要是研究生课程;但按照康奈尔大学的学制,他要到1914年2月才取得学士学位,6月才正式结业。[]康奈尔大学发布的“成就单”就是按照他1914年结业,到2014年正好一百周年计较的。他读研究生时的成就也都记录在周质平先生供给的这份成就单上,1914—1915年的成就被记在“1911年暑期班”下方空白处。现将该成就单间接按原表格局翻译如下(见表一)。

这份成就单第一行第二列“11-17,1892”应为胡适华诞,但记录有误,实为1891年12月17日;第二行中的容揆系容闳之弟,时任清当局驻美公使馆学监,担任庚款留学生的监督工作,胡适1911年6月6日《留学日志》里有“作书与容揆监视”的记录[]。左侧印刷体栏目中,除“4a.初级德文”和“4b.高级德文”后面的两个“OK”与胡适相关外,其他消息均与他无关。右侧两大列记录的则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5个学年的成就,所记科目和成就均为手写。此中,左列最初一行影印缺损;两头一大列“科目”下第14、15行,即1914—1915学年两门“政治学88”,“分数”一栏为“P”,成就单后面的备注申明是“Pass”;最初三行“体育”科目旁记有一个日期,但影印件年份不清晰,康奈尔大学的“体育”科目分为Gym(Gymnastic)和P. T.(Physical Training),这里所记的是Gym的成就,P. T.的成就则被登记在第二页的附加消息里;右侧科面前目今的第10行“哲学8”分数被记在“学分”栏中,且笔迹较恍惚,而“分数”一栏则为空白。其他各栏目均清晰可辨。成就单第二页上附有下列备注消息:一、“1910年9月22日,由农学院登科”;二、“1911年7月31日,增选暑期班课程OK”,“1912年2月19日,由农学院转入文理学院”,“1912年10月1日,同意增选建筑学30”;三、1913年5月6日,“体育(P. T.)结业成就OK”;四、“1914年2月4日,授予学士学位”;五、“1913年9月25日,被研究生院登科”。下面还有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暑期班、农学院各学期的注册记实,以及对整个成就档案的备注申明。

该成就单对胡适各科成就的记录较为详尽,不足之处在于,我们不晓得那些科目事实是什么课程。例如,他5年当选修的英文共6科、哲学14科,每科都该当有具体的课程名称,这张成就单却未能反映出这一点。其他科目亦然。但康奈尔大学2014年最新发布的“成就单”在必然程度上填补了这个不足。现将这份“成就单”上的学年次序错误改正后,按原表格局翻译如下(见表二)。

以上表一和表二的不同显而易见。表一标了然每学期选修科目,表二只标了然各学年的科目;在“科目”一栏里,稍有分歧的是,1912年暑期班课程中,表二所记的“政治学F”,课程名称为“财务学”,在表一的“科目”下被间接记实为“财务学”;表二里的1913年暑期班课程“公共演讲”,在表一里被记实为“演讲与阅读”。其他的细微不同还有,1910—1911学年的“英文1”“动物学1”“生物学1”“德文1、2”及1912—1913学年的“哲学5”、1913—1914学年的“政治学87”均为一学年的课程,表一中成就被别离记在两个学期下面,表二则每科各记一次(“德文1、2”因课程名称分歧而被记为两科);表一中1914—1915学年第二学期的“政治学88”记了两次,表二则记了一次;表一里的“体育”科目也未体此刻表二中。除了这几处不同,此外科目名称和课程编号均完全分歧,两表中的其他消息则可构成互补。需要指出的是,按照《胡可口述自传》记录,他在农学院读书时就曾选修过克雷登传授开的“哲学史”[],这门课没有体此刻表二中,江勇振先生认为这可能是胡适旁听的一门课;另据《留学日志》,1911年10月至1912年12月,他旁听过康福传授的《圣经》课[],1912年秋学期还旁听过布尔传授的“中古史”,但这类旁听的课程均无成就记录。

然而,当我们对照表二中的任课教师消息与胡适《留学日志》里的相关记录时,我们还会发觉一些分歧。例如1912—1913学年第一学期的“建筑学30”,表二中课程名称为“意大利艺术史”,任课教师为古特塞尔传授,《留学日志》则记为“美术史”,任课教师是布劳纳传授;统一学期的“心理学1”,表二中课程名称为“哲学入门”,任课教师为梯利传授 []和时任哲学讲师的炯司先生,《留学日志》中的记录倒是提区纳传授。《留学日志》里的课程名和任课教师均为上课当日所记,当然不会有误,何况,胡适还曾对任课教师做过简单引见,他在1912年9月27日日志里说:“美术史一科甚风趣。教师Brauner先生工油画,教学时以投影灯照古代名画以证之。”10月1日又记:“上课:心理学。第一课讲师Prof.Titchener为心理学巨子之一,所著书列国争译之。”[]我们下文再会商“美术史”和“意大利艺术史”这两个课程名称,但明显表二记录的这两科任课教师并不精确;此外,“心理学1”科面前目今的“哲学入门”这个课程名称也颇令人隐晦。江勇振先生说“心理学1”是“提区纳传授跟别的几位传授合教的”,胡适本人也说第一课教师是提区纳传授,这意味着该课程还有其他教师讲课,然而即即是几位教师合开的课,也该当是提区纳传授与时任康奈尔哲学系心理学助理传授的韦尔德、博林、福斯特以及讲师鲁克米希 []等人合开的,而不成能是哲学传授梯利和炯司先生。

胡适在美国留学7年,《留学日志》只记了5年摆布,缺1910年8月至12月、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的内容,1913年1月至9月间也只记了4月份的一篇日志,他在康奈尔大学5年,日志大约只记了3年。这3年的日志里,提到选修课程和任课教师等内容的,只要1911年2—10月中的少数几处。1911年2月15日和8月29日日志提到景象形象学传授威尔逊、6月1日提到生物学传授倪丹先生,[]均与表二中的记录分歧。9月30日志“上课。听Prof. Strunk讲Tintern Abbey甚有味”,10月2日又记“听Prof. Northup讲英文,谓欲作佳文,须多读书”。这里的斯特伦克传授(Prof.Strunk)即表二中1910—1911学年给他上过两个学期“英文1:入门”的那位教师,而诺瑟普传授(Prof.Northup)在表二中并没有提到。斯特伦克传授这节课讲的是18—19世纪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丁登寺旁》(TinternAbbey);按照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课程纲领,诺瑟普时任英文系助理传授,胡适日志中记录他讲的并非诗,而是文。那么,对照表一和表二,这两门课就该当是“英文38b:18世纪诗歌”和“英文2:19世纪散文”。10月6日胡适又记:“自今日为始,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他这几个月日志里的日期旁边都说明了礼拜几,10月6日还曾记“今日为中秋节”,对照1911年的日历,他所记录的日期并没有错,这申明他的日志是原始记录,出书时并未调整过日期,何况他也没有需要对这些日志的日期进行调整。1911年9、10月份是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的第三个学期,然而按照表一,这学期他并没有选修英文课,表一中“英文2”和“英文38b”均被登记在1912年春学期,与日志所记不吻合。按照表二,“英文38b”的任课教师是门罗博士,而非斯特伦克传授。那么,合理的注释就是,胡适在1911年秋学期本来选修了斯特伦克传授的“英文诗”和诺瑟普助理传授的“英文散文”,后来因为课业太重,便放弃了斯特伦克传授的“英文诗”,1912年春学期又续修了门罗博士的“英文38b:18世纪诗歌”,而诺瑟普助理传授的“英文散文”该当就是“英文2:19世纪散文”,这门课是胡适1911年秋学期起头选修的,但表一中仅登记了1912年春学期的成就。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把这两门课记在1912年第二学期,即1912年秋学期,应未及辨正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和胡适《留学日志》中的相关记录。

胡适1911年的日志仅记到10月30日,且内容极为简单,无法为我们供给更为详尽的消息。康奈尔大学胡适选课环境的原始档案已很难查找,除上述材料外,独一能够参考的材料,就是《康奈尔大学校刊》中各学年的课程纲领了。《康奈尔大学校刊》刚好是在胡适入学的那一年(1910年)创刊的,次要发布学校的通知、各院系的通知和课程通知布告、暑期班课程通知布告、入学和获得奖学金的试卷范本,以及各类奖学金的引见等内容,各学院每年都有1—2期专刊。各学院专刊上的课程纲领中,均列出了全校公选课和本学院专业课科目名称、课程编号、课程名称、课时(学分)、任课教师,以及对课程内容和必读书目标简单引见。此中,公选课为分歧院系所开,例如英文课,就是由文理学院开设的,但全校学生都能够选修,因而这些课程在各学院的专刊上都是不异的;别的一些相对专业的课程,只要部门相关院系的学生能够选修,例如建筑学院的某些专业课,只要建筑学院和土木匠程学院的学生能够选,其他学院的学生若要选修该课程,则须获得地点学院的同意并存案,才能取得学分;再如胡适1911年10月2日日志中曾记录:“经济学第一课宣言农学院二年级生不许习此课,以人太多故也。”[]当然还有一些只要高年级学生才能选修的课程,低年级的学生不克不及选修。在《康奈尔大学校刊》创刊最后两年,各学院专刊的编纂编制还不敷同一,发布的课程消息也不全面,如农学院1910年9月和1911年2月发布的课程纲领里就未列出英文和德文课程,直到1911年10月发布的课程纲领里才弥补了这两门课,但这两门课都是由文理学院开设的,我们能够从统一年的文理学院课程纲领中去获取相关消息。因为每年城市有教师调动、休假、退休或其他特殊环境,各学院每学年城市对部门课程进行调整,因而每学年发布的课程名称和编号城市有一些变化。领会这些环境,我们在比力《康奈尔大学校刊》课程纲领中的消息与表一、表二及胡适《留学日志》中的相关记录时,才能不出差错。

因为胡适1910—1911年选修的农学课程与本文考据的问题无关,我们这里不作切磋,表二中的记录与《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纲领不符的,我们将在数据汇总时间接改正,不再另作申明;表二中的记录与胡适《留学日志》和《康奈尔大学校刊》中的课程纲领分歧的,也无需会商。以下需要着重辨析的,是上述几种材猜中记录不分歧的处所,以期求得胡适在康奈尔大学选课环境的完整消息。确定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各学期的选修课程,我们才能按照课程纲领中的申明和必读书目等消息,并连系《留学日志》里的记录,来订正他那些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

起首是1910—1911学年的“英文1”和“德文1、2”两科。如前所述,本学年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读书。按照表一,这两科都是一学年的课程;表二则说明“英文1”课程名称是“入门”,任课传授是斯特伦克,“德文1、2”别离为“初级德文”和“第二学期德文”,任课传授都是斯塔夫。虽然1910年9月和1911年2月出书的《康奈尔大学校刊》农学院课程纲领中均未列出这两科的课程名称和引见,但因为这两科都是文理学院开的公选课,我们从1910年5月出书的“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0—11”中能够找到完整记录:“英文1”为“入门课程”,任课教师为斯特伦克传授和助理传授普莱斯考特、亚当斯等人;表二中“德文1、2”的课程名称无误,但“德文1”任课教师为蒲柏助理传授、辛内克尔先生和安德鲁斯博士,“德文2”任课教师为辛内克尔先生、安德鲁斯博士和助理传授波希等人。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引见这两门课时,用的是1912学年度的课程纲领,内容与1910年的课程申明稍有分歧。

1911—1912学年度,按照表一,他在1912年春学期选了“英文2”“英文38b”“政治学51”“哲学3”“哲学6”“哲学8”等6门课。按照表二,“英文2”为“19世纪散文”,任课教师不详;“英文38b”为“18世纪诗歌”,任课教师为门罗博士;“政治学51”为“经济学入门”,教师为卡默勒传授;“哲学3”为“逻辑学”,教师为克雷登传授和炯司先生;“哲学6”为“道德观念及其实践”,教师为梯利传授;“哲学8”为“文艺回复”,教师为哈蒙传授。前文曾经说过,按照《留学日志》,“英文诗”和“英文散文”本为1911年秋学期所选,但因为这学期“每日俱有尝试课”,时间“竟不暇给”,所以“辍读演说及英文诗二课,而留英文散文一科”。按照文理学院1911—1912学年的课程纲领,“英文2:19世纪散文”为一学年课程,由助理传授亚当斯、柯克先生和皮克博士合开,[]虽然课程纲领中未提到诺瑟普助理传授,但按照胡适日志,诺瑟普明显也教学过此中部门内容。这门课每学期3学分,胡适只拿到了1912年春学期的学分,至于1911年秋学期的这门课他能否也没修完,则不得而知。“英文38b:18世纪诗歌”也是一学年的课程,胡适放弃了1911年秋学期斯特伦克传授的课,1912年春学期又续修了门罗博士的统一门课。

1912年春学期胡适已转入文理学院,按照《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1—12”,这学期的“政治学51:经济学入门”任课教师为威尔科克斯传授,而非卡默勒传授;表二中“哲学3:逻辑学”无误;“哲学6:道德观念及其实践”为梯利传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课,而不是表二记录的梯利传授一人所开;“哲学8”也并非表二中哈蒙传授的“文艺回复”,而是艾尔比传授的“19世纪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艾尔比传授的这门课只要1学分,但表一中没有记学分,分数记实也不敷清晰。表二中1911—1912学年的课程记实该当是按照“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拾掇的,由于“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的各科课程名称和任课教师均与表二不异,表二之所以把胡适1911—1912学年的课程记成了“1913—1913”学年,明显也跟它用错了文献相关。那么,表二采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的数据来记录胡适1911—1912学年的课程,除了它记错了年份、用错了文献外,能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即1911年6月15日《康奈尔大学校刊》发布了“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1—12”之后,到9月份开学前文理学院又对课程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课程纲领登载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上了?由于接下来的1912—1913学年的课程就呈现了这种环境。但这个假设并不成立,由于表一中有一条数据能够协助我们确定1911—1912学年用的就是“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1—12”中的课程纲领,而非“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的课程纲领。这条数据就是,表一记录的“政治学51”为5学分,跟“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1—12”中威尔科克斯传授的这门课完全相符;而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卡默勒传授则打算开设两门“经济学入门”课,一门是“政治学51a:经济学入门”,这是一学年的课程,每学期3学分,另一门是“政治学51b:经济学入门”,这是第一学期的课程,5学分。[]胡适选的“政治学51”虽然与卡默勒传授的后一门课学分数不异,但倒是1911—1912学年第二学期选修的课,时间上与卡默勒传授的课程打算不吻合。因而表二中1911—1912学年的课程记录并不精确。现实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卡默勒传授的这个课程打算后来并未施行,1912年9月开学前,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点窜了课程纲领,卡默勒传授的这两门课并没有出此刻点窜后的课程通知布告中。若不辨清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只会误认为“英文2:19世纪散文”只是1912年春学期的课,也会误认为“哲学8”就是哈蒙传授的“文艺回复”,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与胡适“中国的文艺回复”思惟的关系。江勇振先生按照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和《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课程申明1911—12”中的课程纲领来引见胡适1911—1912学年第二学期的哲学课程时,却把它说成了1911年春天的课程,而且漏掉了“哲学8”这门课。

1912年暑期班胡适共选了4门课,按照表一,别离是“演讲A”“汗青学C”“汗青学D”“财务学F”。按照表二,“演讲A”为“公共演讲”;“汗青学C”为“大英帝国成长史”;“汗青学D”为“拿破仑时代”;表一中的“财务学F”,表二则记为“政治学F:财务学”。按照《康奈尔大学校刊》1912年暑期班通知布告,表一和表二中的“演讲A”“汗青学C”和“汗青学D”均无误,但表一和表二所记的“财务学F”均不精确,应为“经济与社会科学F:财务与税收”,这门课是卡默勒传授所开。

1912—1913学年的课程,各类材料记录不合之处甚多,需要小心辨正。按照表一,1912年秋学期胡适选修了“心理学1”“哲学4”“哲学5”“哲学7”“政治学62”“政治学53a”以及“建筑学30”等7门课,1913年春学期继续选了“哲学5”和“法文1”“英文41”“英文52”“政治学53b”等5门课,此中,“哲学5”是一学年的课程。按照表二,“心理学1”为梯利传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入门”,“哲学4”为哈蒙传授的“艺术:哲学与汗青概论”,“哲学5”为梯利传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伦理学”,“哲学7:文艺回复”也是哈蒙传授开的,“政治学62:企业办理道理”和“政治学53a:政治轨制”两门都是精琪传授的课,“建筑学30”是古特塞尔传授开的“意大利艺术史”,“法文1”是斯塔夫传授的“初级法文”,“英文41”是亚当斯助理传授的“1642年的戏剧”,“英文52”是诺瑟普助理传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政治学53b”又是精琪传授开的“比力政治学”。

参照《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的记录,环境就变得相当复杂:第一,这学年没有“心理学1”这门课,也没有梯利传授和炯司先生合开的“哲学入门”;第二,“哲学4”与表二相符;第三,“哲学5”为克雷登传授的“哲学史”,而不是表二所记的“伦理学”;第四,“哲学7”为梯利传授与炯司先生合开的“伦理学”,而不是哈蒙传授的“文艺回复”;第五,“政治学62”和“政治学53a”与表二相符;第六,“建筑学30”不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应为跨院系选修课,表一后面的备注页中记有1912年10月1日学院同意选修的存案消息,参考同年的建筑学院课程通知布告,这门课应为菲尔普斯助理传授所开的“绘画与雕塑史”,而非古特塞尔传授的“意大利艺术史”;第七,“法文1”课程并未登载在各学院的课程通知布告中,而是登载在《康奈尔大学校刊》“学校分析通知”里,按照《胡可口述自传》记录,他的法文教员就是给他讲《圣经》课的康福传授,而非表二中的斯塔夫传授。第八,“英文41”“英文52”和“政治学53b”均与表二相符。然而按照《留学日志》,胡适提到的1912年秋学期选修课程中,仅“哲学史”、“美术哲学”和“伦理学”与上述记实相符,但均未记任课教师,“美术哲学”该当就是哈蒙传授的“艺术:哲学与汗青概论”,而其他课程要么他没有提到,要么所记与表二和“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的记录均不相符。《留学日志》里提到布劳纳先生的“美术史”课程、提区纳传授的“心理学”课程,以及“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党”两科(《胡可口述自传》中曾细致引见过,这两科的任课教师为康奈尔大学政治系1912年新聘的山姆·奥兹传授)[],然而这几门课程都没有出此刻表二和“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可见这两份材猜中的记录都不精确。

之所以会呈现表二、“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和《留学日志》三种材猜中的记录均不相符的环境,是由于1912年6月15日出书的《康奈尔大学校刊》发布了“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之后,到9月份开学前,文理学院又点窜了这学年的课程纲领,本来哲学系的哲学和心理学课程是合在一路编号的,这时被分隔编号,政治系也对课程纲领进行了调整。但调整后的纲领并未在1912年秋学期从头发布,而是在1913年5月15日出书《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的同时,又出书了一份增刊,1912—1913学年的课程纲领即发布在这份增刊中,增刊内容与“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不异。也就是说,1912—1913学年现实开设的课程,跟下一学年的纲领是不异的,而昔时的纲领则被烧毁不消了。那么,按照“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增刊,前一学年各科的编号和名称就该当是:“心理学1:根本心理学”,教师为提区纳传授和助理传授韦尔德、鲁克米希、博宁、福斯特;“哲学4”仍为哈蒙传授的“艺术:哲学与汗青概论”;“哲学5”为克雷登传授的“哲学史”;“哲学7”为梯利传授的“伦理学”;“政治学62”是金伯尔传授的“企业办理”;“政治学53a”是□□传授和塞比助理传授合开的“政治轨制”(主讲传授姑且空白);“建筑学30”这门课在“建筑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教师为菲尔普斯助理传授,《留学日志》中则记为布劳纳传授,参照康奈尔大学其时的大大都课程环境,助理传授较少零丁开课,一般都是和其他传授合开的,那么,这门课就只能理解为是由布劳纳传授和菲尔普斯助理传授合开的课,胡适只记了第一节课的任课教师;“法文1”曾经说过,不赘;“英文41”和“英文52”均无变化;“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是“政治学53a:政治轨制”的延续,任课教师仍是□□传授和塞比助理传授。

然而,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增刊中仍未见《留学日志》和《胡可口述自传》里提到的山姆·奥兹传授的“美国政治”和“美国政党”课;在表二和被烧毁的“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政治学53a”“政治学53b”和“政治学62”都是精琪传授的课,但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中,“政治学62:企业办理”任课教师变成了金伯尔传授,而“政治学53a:政治轨制”和“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主讲传授均姑且空白,只要助理传授塞比的名字。按照江勇振先生《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引见,政治学这几门讲义来预定是由精琪传授开的,但精琪传授1912年转到纽约大学任教,于是康奈尔大学就在该年秋天新聘了山姆·奥兹传授来担任精琪传授的课。[]问题在于,既然1912年9月康奈尔大学就已延聘山姆·奥兹传授担任精琪传授的课,为何1913年5月出书的《康奈尔大学校刊》“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中却没有列出任课教师?对此,合理的注释该当是,按照《胡可口述自传》中的引见,山姆·奥兹传授原为克里弗兰市的一位改革派律师,他此前并未在大学里任教,虽然胡适认为他“是我生平所碰到的最好的传授之一”[],但在1913年5月,康奈尔大学可能尚未决定下一学年能否继续延聘山姆·奥兹传授,1912—1913学年他该当还处于试教阶段,所以暂未被列入“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传授名单。直到1914—1915学年,他的名字才被写进课程纲领,主讲“政治学60:美国政党轨制”“政治学54b:国度行政办理”“政治学78b:宪政”等课程,1915—1916学年“政治学53a:政治轨制”“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也是他教的。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中,“美国政党轨制”的科目编号是“政治学61a”,和同年的“政治学53a”“政治学53b”一样,教师也显示为空白。这几门原为精琪传授承担,又因其调离而显示主讲传授空白的课程,后来都是由山姆·奥兹传授承担的。

1920年,胡适(左三)与蔡元培(左二)、蒋梦麟(左一)、李大钊(左四)在西山卧佛寺合影。

江勇振先生说他不克不及确定1912年秋学期 “政治学53a”和“政治学62”事实是精琪传授的课仍是山姆·奥兹传授的课,他只是假定这两门课都是山姆·奥兹传授教的,“政治学62”就是后来的“政治学60:美国政党轨制”。而我找到一条证据,能够证明江先生的这个假定可以或许成立,只是山姆·奥兹传授的“美国政党轨制”在1912年秋学期的对应科目应为“政治学61a”。在表一中,“政治学62”为2学分,“政治学53a”和“政治学53b”均为3学分;在“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2—13”中,精琪传授的“政治学53a:政治轨制”“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和“政治学62:企业办理道理”则都是3学分,这至多能够证明胡适成就单中的“政治学62”不是精琪传授教的,精琪传授的名字也没有出此刻1913年5月发布的课程纲领中,这申明1912—1913学年他曾经分开了康奈尔大学,那么“政治学53a”和“政治学53b”也就不成能是精琪传授的课。而“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中的“政治学61a:美国政党轨制”以及后来说明为山姆·奥兹传授开的“政治学60:美国政党轨制”都是2学分,另两门则为3学分,与表一中的学分相符。这可以或许申明1912年秋学期的“政治学61a:美国政党轨制”就是山姆·奥兹传授开的,而这学期的“政治学53a:政治轨制”和1913年春学期的“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则是由他和塞比助理传授合开的,《留学日志》所说的“美国政治”即“政治学53a:政治轨制”,而“美国政党”则是“政治学61a:美国政党轨制”。至于金伯尔传授的“企业办理”课,因为它是第二学期的课程,与表一中1912—1913学年第一学期的“政治学62”时间不符,因而它便不成能是胡适选修的“政治学62”。综上,我们能够确定,1912年秋学期胡适本来选了精琪传授的“政治学62:企业办理道理”、“政治学53a:政治轨制”两门课,但因为精琪传授调离康奈尔大学,胡适就改选山姆·奥兹传授的“政治学61a:美国政党轨制”和他与塞比助理传授合开的“政治学53a:政治轨制”,但在胡适成就单上,“政治学61a:美国政党轨制”仍被记成了“政治学62”;1913年春学期,他又续选了“政治学53b:比力政治学”。

1913年暑期班,按照表一,胡适选了3门课,别离是“教育学B”、“演讲C”、“英文K”。按照表二,“教育学B”为德加谟传授的“教育学史”;“演讲C”的科目名称为“公共演讲C”,课程名称为“即兴演讲”,教师为艾弗雷特助理传授;“英文K”为亚当斯助理传授的“莎士比亚的悲剧”。按照《康奈尔大学校刊》1913年的暑期班通知布告,表二中“教育学B”无误;“演讲”一科则为“演讲与阅读C:即兴演讲”,“英文K”无误。

到1913年暑期班竣事,胡适已修完哲学和心理学22学分,英国文学22.5学分,政治和经济学15.5学分,汗青学5学分,演讲5.5学分,德文和法文17学分,教育学2.5学分,建筑学1学分,不算他之前修的36学分农学课程,仅文理学院的学分数已远远跨越划定的结业学分要求,因而1913年秋学期他得以提前进入康奈尔大学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胡可口述自传》中说,他结业时已完成三个“学科法式”:哲学和心理学、英国文学、政治和经济学(每个“学科法式”为20学分)。现实上,在他读研究生之前,政治和经济学的学分数还不敷一个“学科法式”,他1913—1914学年又选了3门政治学课程,到1914年结业时,才修满政治和经济学“学科法式”要求的学分,但这并不影响他1913年秋学期以修完两个“学科法式”的资历提前攻读研究生。虽然他1914年6月17日加入完结业仪式才算正式结业,但1913年9月当前他选修的课程,次要则是赛基哲学学院的研究生课程。所谓赛基哲学学院(Sage School ofPhilosophy),即康奈尔大学哲学研究所,位于赛基大楼,教师和课程放置则仍归文理学院。

表一中1912—1913学年的下方还记有三行体育(Gym)成就,旁边说明日期为5月22日,但年份影印出缺损,根据笔画走势判断,该当是1913年,何况1912—1913学年中的5月份也只能是1913年5月。但这三个分数可能不只是本学年的体育成就,而该当是三个学年的成就,由于前面两个学年均没有体育成就记实, 1913年春学期又正好是胡适进入康奈尔赛基哲学学院读研究生之前的最初一学期,这时把他的体育成就汇总登记到成就单上也是合理的。前文说过,康奈尔大学的体育科目分为Gym(Gymnastic)和P. T.(Physical Training)。P. T.只要一个结业成就,被登记在成就单第二页的备注消息中,登记时间是1913年5月6日。下文我们对他的各科课程和成就做汇总时,将把这些体育成就记入响应的学年里。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 璞成全璧)中谈到胡适1912年秋学期的“建筑学30”这门课只得了65分时,曾强调说:“独一能跟这个低分同病相怜的,是他1913年春天的一门体育课,也是65分。”[]他在正文里说明的出处就是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的第二页,然而周质平先生供给的成就单第二页上写的倒是“P. T.OK for graduation(879)”,这里的“879”该当是科目编号,并没有65分的记录。

1913—1914学年,按照表一,他在1913年秋学期选修了“哲学19”“哲学20”“哲学26”“政治学87”“英文52”“哲学37”等6门课,1914年春学期继续选了“政治学87”及“哲学16”“哲学21”“汗青学71”等4门课,此中,“政治学87”是一学年的课程。按照表二,“哲学19”是克雷登传授的“近代哲学问题的成长”;“哲学20”是哈蒙传授开的“伦理学史: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回复期间”;“哲学26”为梯利传授的“伦理学进阶”;“政治学87”为精琪传授的“经济理论史”;“英文52”是诺瑟普助理传授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哲学37”为梯利传授的“伦理学会商课”;“哲学16”是“德国哲学选读”,教师也是哈蒙传授;“哲学21”同“哲学26”,又是梯利传授的“伦理学进阶”;“汗青学71”是布尔传授的“汗青的辅助科学”。这学年文理学院的课程和上年一样,用的都是1913年5月发布的“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3—14”中的课程纲领。按照这份纲领,“政治学87:经济理论史”任课教师为约翰逊传授,并非精琪传授;“哲学21”课程名称为“近代伦理学史”、任课教师为艾尔比传授,而非梯利传授的“伦理学进阶”。除了这两科与表二分歧外,其他均分歧。[]诺瑟普助理传授的“英文52”也是一学年的课程,1913年以前课程名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当前则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胡适先在1913年春选了第二学期课程,又在秋天补修了第一学期课程。

1914年无暑期班课程。胡适在6月29日日志里写道:“黄监视(鼎)忽发布告与各大学,言赔款学生,非绝对需要时,不得习夏课。昨本校注册司抄此布告数份,令张挂世界学生会会所此真好笑之行为!夫学生之不乐荒嬉而欲以暇时习夏课,当局正宜奖励之,乃从而禁止之,不亦耸人听闻之甚者乎?”[]因为中国当局派驻美国担任办理留学生的监视黄鼎禁止庚款学生上暑期班,胡适虽然极不认同这种做法,但他却无法再去注册暑期班课程。

1914—1915学年胡适共选了4门课,按照表一,1914年秋学期他选的是“哲学30”和“汗青学75”,1915年春学期选的是“哲学31”和“政治学88”。按照表二,“哲学30”是艾尔比传授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汗青学75”是布尔传授的“汗青学的方式”,“哲学31”是艾尔比传授的“康德的批判哲学”,“政治学88”是约翰逊传授的“价值与分派”。“文理学院通知布告1914—15”中的课程纲领与表二完全不异。[]1915年9月,胡适就竣事了在康奈尔大学5年的进修糊口,转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授权刊发,篇幅缘由,本文为节选版,正文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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